儿时的记忆中，父亲总是不在家，或在家的时间很短。他讲话很少，也从不和儿女开玩笑。他有一辆大国防自行车，后座上总是绑着蓑衣、一床单被和急救箱，车把上挂着斗篷。听母亲说，他经常到农村去，为老百姓送医送药，防病治病。有时天太晚，他就吃住在老百姓家，临走时会给人家留足现金和粮票。闲暇之余，偶尔也会谈起他苦难的童年和行军打仗的点点滴滴，用言传身教、熏陶、感染、引导和鼓励儿女怎样做人。父亲艰苦奋斗了一辈子，他对党的无比忠诚，对工作的无比热情，对生活的多才多艺和乐观精神，对命运的顽强拼搏和坚强毅力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。

      父亲于1919年10月出生在天津市静海县唐官屯，因小时候家境贫困，随家人逃荒要饭来到天津。8岁时被送进天津市救济院（这是一家西方传教士开办的慈善机构，专门收留一些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童，当地人称孤儿院）。后来，救济院里开办了医士班，父亲在医士班里一边学文化一边学人体解剖等西医理论。1932年，年仅13岁时就在天津市救济院附属医院里当上了练习生（实习护士）。

      1937年7月30日，日军侵占了天津，天津沦陷。父亲随着逃难人群，流落到河北省滦县，在当地一家诊所担任医助。1942年7月，被日伪军强征到伪滦县陆军医院任主治医师。1945年5月，滦县解放，父亲随即加入八路军，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。之后，父亲随八路军冀中军区独立第七旅转战冀晋和察哈尔一带，因工作努力出色，1947年7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      1947年12月，冀中军区参加平汉铁路（北京至汉口）破击战，佯攻保定，为主力部队创造战机。1948年7月，参加了保北（保定以北）战役，攻克定兴县城。1948年11月至1949年1月，在平津战役中，父亲参加了张家口、宣化等地区的作战，圆满完成战地救护和医治伤病员的任务。1949年1月，父亲所在的部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68军202师。同年4月，参加会攻太原。战斗中，父亲担任战地救护，随战士们一起冲锋陷阵，为受伤的战士消炎包扎止血，重伤员则由担架队转送到后方战地医院。父亲亲眼看到，许多战士当场就牺牲了，有的战士在转送的路上也牺牲了。面对敌人的反扑，父亲拿起牺牲战友的机枪发疯式的向敌人扫射，战斗结束后，父亲荣立一等功。父亲后来回忆说，他命大，不长眼的子弹总是与他无缘，真幸运。和他一起的许多战友们，没能看到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，和那些牺牲的战友们相比，我没有任何资格向党组织讲条件、要待遇，一切听从党安排。

      1949年2月，北京和平解放后，68军驻天津、塘沽一带，担负海防任务。但父亲所在的卫生队却奉命入驻北京王府井附近。3月，母亲（名讳张桂荣1924.10——1998.05）从天津静海老家来到北京，与父亲团聚。由于战争尚在进行中，卫生队也缺少人手，时年25岁的母亲随即入伍，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，在卫生队任实习护士。母亲深受革命大熔炉的熏陶，忘我工作，积极要求进步，入伍不到半年就光荣的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作者父母合影

      1951年2月，68军集结于天津附近，补充兵员，更新装备并整训部队，为入朝作战做准备。6月，部队改称中国人民志愿军68军，下辖202、203、204三个师。同月，父母亲一起跟随68军跨过鸭绿江，赴朝参战。一个月后，当领导得知我母亲尚在哺乳期，因此将她调回国内，任202师驻安东（今辽宁省丹东市）留守处，负责护理从前线转移过来的重伤员。

      入朝后，202师的战地医院设在赤水里附近的一个山脚下，由数十间茅草屋组成。父亲来到这里后，把每一位伤病员都当成自己的亲人，给他们清洗伤口、缝合伤口，日夜不停地给伤员们换药、补液、送水、送饭，甚至为他们作截肢手术。进入11月份，天气变得异常寒冷，志愿军由于缺少足够的御寒衣物，战士们趴在冰天雪地里，不少战士的手脚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冻伤，严重的手指冻死发黑，疼痛可想而知，十指连心呀。父亲讲，每当他剪掉伤员坏死的手指时，都心如刀割。如果不做截肢手术，就会感染发炎，甚至得败血症，直接危及生命，后果更严重，不得已而为之呀。父亲在工作之余，主动上山砍柴，然后回来烧炕暖屋子，为伤病员尽可能提供一个温暖的环境。当时，美军占据着绝对的制空权，经常派飞机对我后方医院和补给线进行轰炸。有一次，美军的侦察机发现了202师设在赤水里的战地医院，马上派飞机前来轰炸。父亲和其他医务人员一起，紧急转移伤病员。在这次转移伤病员过程中，有一位护士叫解秀梅，为掩护伤员，她被炸弹的碎片击伤多处，身负重伤。为此，她荣立一等功，回国后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接见。

后排右二为作者母亲

      1952年10月，著名的“上甘岭战役”打响了，战斗异常激烈，我军伤亡惨重。为及时救治伤员，父亲奉命调往204师，驰援204师战地医院。在烽火连天的上甘岭战役期间，父亲作为医务兵，既不怕苦，更不怕死，夜以继日的抢救伤病员。后来我问他：“上战场救伤员，你害怕吗？”父亲回忆说，我们野战救护所的医务人员都要上战场抢救伤员的，当时一心想着保卫祖国，一心想着打败侵略者，即使敌人的炮弹不时在身后爆炸，子弹在耳边“嗖嗖”而过，心中已经没有了恐惧，只有伤员的安危。在一次次激烈的战斗中，父亲和战友们一起救下了很多受伤的战士。在朝鲜战场上，父亲多次立功受奖。

      朝鲜停战后，父亲和战友们继续留在朝鲜，为朝鲜的恢复重建添砖加瓦，服务当地百姓，与朝鲜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

作者父亲在朝鲜战地医院

      1955年4月，68军回国，父亲随204师驻守临沂一带，母亲所在的202师驻守徐州一带。同年11月，父亲就地转业到郯城县卫生院（郯城县第一人民医院的前身）任主管业务的副院长。同时，母亲也从202师复员到县卫生院任护士。当时的县医院在城北（今林业局对过），医疗设备极其简陋，医生、护士人数也很少，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看病需求。为解决医生短缺，特别是农村新生儿死亡率较高、妇科病发病率较高的问题，父亲主持医院举办助产培训班，将遍及各村的接生婆集中到县医院接受新法接生培训，并将这一做法形成制度。此后数年，每年都举办助产培训班，并要求复训。1956年，在城东（今郯子湖大酒店）建设新院，门诊及病房均为砖瓦结构，医疗条件得到了初步改善。

      1957年6月的一天，一蔡姓木匠，因操作不慎，致一根钢钎刺入腹部，造成肝脏破裂伤，生命垂危。来到医院后，很多人都认为生命难保。但父亲力排众议，坚持抢救。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，父亲用他高超的医术，和王瑞英医师一起为患者做了肝脏清创缝合术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，患者转危为安，康复出院了。父亲开创了建院以来首例肝裂伤治疗术。

      1957年7月，郯城暴雨成灾，洪水泛滥，沂河重坊段决口，“大灾之后必大疫”。为防止疫病漫延，父亲率县医院13人组成的医疗队从后堰乘船到重坊。此时，洪水尚未退尽，大片农田和房屋还在洪水中，他们二三人一组，背上医疗箱，深一脚浅一脚的分赴灾情严重的村庄开展巡回医疗。在严重的灾情面前，父亲和他的同事们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，冲锋在前，他们不怕苦，不叫累，哪里有病人，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。经过全体医务人员的共同努力，有效地控制住了疫情大爆发，谱写了一首医务人员抗疫救灾的新篇章。

     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县医院担负着全县防疫的职责。当时，疟疾、丝虫病、出血热、伤寒、霍乱、黑热病等疫情在县境时有发生，极大地危害老百姓的生命健康。父亲和他的同事们不畏艰苦，长年坚持深入农村，深入农户，为他们送医送药，讲解防疫知识。那些年，县上只要有蹲点下基层的任务，父亲总是身先士卒、率先垂范。有时到偏远的公社防病治病，一住就是一个多月。通过父亲他们那一代医务工作者的努力，积极贯彻落实各项防疫措施，到六十年代初期，天花、鼠疫、斑疹伤寒、黑热病的传染病在古郯大地上彻底绝迹。

      1959年，为解决医院医药短缺的问题，父亲和药房的同事们一起研制注射用生理盐水，经济南市药检所检验为质量合格。之后，又研制出咳嗽糖浆、虎(鼢鼠)骨酒、眼药水等常用药品，均获成功。1968年，父亲在受到错误冲击的情况下，和傅之美、李志清等人，白手起家，创建县医院大液体室。经过上百次的失败，先后成功研制出葡萄糖注射液、氯化钠注射液并能批量生产，不仅满足本院之需，还能接济兄弟医院，为后来大液体制剂室生产更多的药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      1961年，县人委决定在城西（今人民路与郯西路交汇处）建设新医院，父亲担任新院建设领导小组组长。在新院建设过程中，父亲以高度的责任心，一丝不苟的认真对待施工标准和施工质量，看到不符合要求的人和事，他总是铁面无私，毫不留情。有一次，父亲到工地巡查，凭直觉感到病房的走廊留窄了。他让总务处负责施工的同志拿来图纸并实地测量，果然比设计要求少了20多公分，他马上要求拆除返工并把总务会计和工程队负责人训斥了一顿。由于父亲对建筑质量要求太苛刻，被施工人员背后说成是“神经病”。1964年，全院全部搬迁到新院址。         

      1962年，因受大跃进、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，国民经济遇到暂时困难，国家无力供养太多的城镇人口，因此动员部分国家工作人员返回农村当农民，俗称“下放”。按照上级部署，医院召开动员大会的当天，父亲就动员母亲带着五个子女全部回农村。母亲从一个建国前的军人、护士，从此失去了正式工作。1978年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曾和母亲情况相似的人员，陆续恢复了工作，或享受离休或享受退休待遇。母亲给已经换防到吉林省吉林市的68军202师领导写信，请求出具证明。部队领导高度重视，经查阅档案，出具了完整的原始证明材料。但由于当时县医院派性当权尚未得到彻底清除，拒绝接受安置，直到母亲去世，政策也未得到落实，留下终身遗憾。

后排左二为作者母亲

      1964年8月，父亲升任县医院党支部副书记、院长。他深知这是组织的信任和干部职工的认可。他告诫自己一定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，始终把“救死扶伤，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”作为自己永恒的追求，不断加强党性修养，以身作则，坚持廉洁从政、廉洁从医。多年来，父亲将自己的全部奉献给了医院、给了患者。一年365天，除了出发和开会，几乎全天都在和医院、患者打交道。一天工作少则七八个小时，多则十几个小时。不管是下夜班，还是公休日，不管是狂风暴雨，还是漆黑冬夜，无什么时间，只要医院有紧急事情，病人出现危急情况，他总是以最快时间赶到现场组织开展工作。文化大革命期间，父亲虽然受到错误批斗，被剥夺了权力靠边站，但他坚定地共产主义信念没有变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没有变，依然勤奋工作，热情服务。文革中，武斗事件时有发生，个别医生担心受到伤害，不敢值夜班，遇到这种情况，父亲会毫不犹豫的替他们值夜班。

      父亲一生说话谨慎，办事细致。有一次父亲查房，内科主任汇报说，有一家住房庄公社新汪大队的青年妇女，心跳、脉搏、呼吸全无，已经死亡了，正要送往太平房,请我父亲在《死亡证明书》签字。父亲处于职业的敏感，想亲自验证一下，然后再签字，证明该患者确实已临床死亡。当他猛地掀开蒙在死者头上的床单时，竟然发现死者的嘴唇条件反射性的蠕动了一下。接着，父亲拿起床头柜上的茶缸，舀了一小勺水放在死者的嘴边，发现她的嘴唇确实在动。父亲马上要求继续抢救治疗，绝不放弃。三十多年后，听这位妇女的大儿子杜某某讲：当时，家里的灵棚都搭好了，准备后事了，没想到却让你父亲给救活了，而且恢复的特别好，康复后又生了两个儿子，她自己又多活了几十年，那时的医生真好。

      1972年6月，父亲调任临沂地区东调工程医院院长，为引沂入沭的民工防病治病。来自临沂、郯城、苍山、临沭等地的民工最多时达上万人，他们聚集在一起，极易爆发流行性疫病。父亲和同事们吃住在工地上，定期对宿舍、食堂等公共场所进行消杀，宣讲防疫知识，对患病的民工给予及时治疗。经全体医务人员的努力，在整个施工期间，未发生一起大规模流行疫病，圆满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。1973年12月，父亲又调回县医院。

      1975年8月，父亲任县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，负责宣传推广计划生育工作。任职期间，手里掌握一批农村放环员转为国家正式人员的指标。父亲出于公心，严格按政策办事，把打招呼者、说情者、送礼者全部拒之门外。由于办事公正公道，让未能转正的人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和不足，令她们心服口服。转正工作结束后，无一人上访。

      1981年8月，父亲任郯城县文化教育办公室副主任。1983年3月，父亲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，但他退休不退色，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。他关心国家大事，关心地方建设，他自费订阅党报党刊，雷打不动的坚持收听收看《新闻联播》，他阅读报纸的习惯一直坚持到生命的晚期。他积极参加单位组织的学习活动，据时任县政府办公室主任的杨玉金同志讲：“政府办每次组织老干部学习，刘老总是第一个到；每次领完工资的第一件事就是交党费。”他公而忘私，从不为自己谋取私利。母亲患有高血压、冠心病等慢性病，需要常年服药，父亲是离休干部，按规定医药费可100%报销，但父亲从未用自己的医保为母亲买过一分钱的药品。为省钱，父亲就自费到药材公司批发药品，这一做法一直到母亲去世。他严于律己，不徇私情。1982年，我师专毕业前夕，父亲给我写信，嘱咐我一定要服从组织分配。回郯后，我想请他找找教育局领导，最好能留在县城工作。父亲严肃地对我说：“到哪里工作，是组织的事，分到哪里，说明哪里需要你，还没工作就挑三拣四，那还行。”

      他恪守医德，秉承杏林遗风。他对患者满腔热情，一心一意为患者着想。他给患者看病时，首选药物总是最便宜的。据父亲回忆说，一患者吃了鲅鱼引起过敏，嘴唇上翻，脸部变形，十分吓人，开了硫酸镁，仅用4分钱就解除了病痛，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。他热心公益，扶危济困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医院是先买血，再卖给需要输血的病人。父亲是O型血，俗称万能血型。每当抢救病人，急需输血而一时又找不到匹配的血液时，父亲就会说，救人要紧，抽我的。据《郯城县第一人民医院志》记载，父亲在医院工作期间，无偿献血达4000毫升。那个年代的病人，尤其是来自农村的病人都非常贫穷，有的病人需要加强营养支持治疗时却无力购买，天天吃着已经发霉的地瓜干煎饼，每当看到这种情况时，父亲就用自己的饭菜票买上一碗鸡蛋面送给他们。八十年代后，每当他从电视上看到那些看不起病、上不起学的贫困人家，他就寄钱寄物，聊表心意，而且从不声张。1998年，我国南方遭受百年一遇的洪水灾害，父亲拿出500元交到了民政局。2008年汶川地震，父亲又捐献了1000元。

      父亲离休后，搬出了医院家属院，父亲朴素的认为，夫妻双方都不是医院的职工了，还占用人家的宿舍不合适了，所以用离休安家费在城里三街购买了一套住宅。住宅周围邻居大都是农民，经常有来看病的，有来借钱的，最常见的是来要开水的，父亲总是笑脸相迎，热情接待。父亲常说，人家有困难了才来找你的，我们能帮多少就帮多少，尽力就好。八十年代初，父亲家有台彩色电视机，每到傍晚，他就早早把电视机搬到院子里，把家里的大小板凳、椅子摆好。夜幕降临，电视开播，院子里早已挤满了人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父亲乐此不疲。

      父亲在四十年的革命生涯中，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以身作则，廉洁奉公，工作中始终坚持党性原则，洁身自好，一尘不染，做拒腐防变的表率。工作四十年，从未接受过烟、酒等礼品，对于吃请更是一口回绝，以实际行动彰显了一名真正共产党员的本色。

      父亲快到99岁那年才卧床的。躺在床上的父亲，从不叫苦叫累。有一次，他得了急性尿潴留，疼痛难忍，但他咬牙坚持，从不呻吟，依然阅读报纸，以顽强的毅力与病魔进行斗争。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，父亲看到儿女个个都已成家立业，且都过得挺好，特别是重孙子、重孙女来看望他时，心里充满了欣慰。父亲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了，把要交待的事情一项项告诉我。2019年3月27日，父亲带着无限的眷恋和依依不舍离开了我们。父亲去世后，我到政府办公室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按照父亲的嘱托，替他缴清了最后一个季度的党费。

      父亲走了，永远的走了，再也不会回来了。愿在天堂里的父亲永远没有病痛。请父亲放心，您最关心的我们，一定会继续努力加油，把您反复交待我们做人的道理牢记在心，并一代代传承下去。

作者父亲刘凤章老人简介：男，汉族，1919年10月，出生于天津市静海县。1927年至1937年7月，天津市救济院学习、救济院附属医院练习生；1937年8月至1942年5月，河北省滦县私人诊所医助；1942年6月至1945年5月，伪滦县陆军医院主治医师、看护长；1945年5月至1946年3月，八路军冀中军区特务团卫生队护士长；1946年3月至1947年10月，历任冀中独立旅21团卫生队医助、晋察冀6纵16旅48团卫生队医师，1947年7月，加入中国共产党；1947年10月至1950年10月，68军202师606团卫生队主治医师、副队长；1950年10月至1955年10月，先后任68军医政科科员、204师卫生营所长；1955年11月至1964年11月，郯城县人民医院副院长；1964年11月至1972年3月，郯城县人民医院党支部副书记、院长；1972年3月至1973年12月，临沂地区东调工程医院院长；1974年1月至1975年8月，复任郯城县人民医院院长；1975年8月至1981年8月，郯城县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；1981年8月至1982年2月，郯城县文化教育办公室副主任，1983年3月，离职休养。2019年3月在郯城病逝，享年100岁。

作者（后排左1）全家福

作者简介：刘卫星，男，汉族，1962年2月出生。先后在马头中学、郯城一中任教；1986年8月至1999年1月，在中共郯城县委党校担任理论教员；1999年1月至今，任郯城县史志办公室副主任。先后主编《郯城县志（1840—1999）》《郯城县银杏志》《郯城县回族志》《郯城县地名志》《山东省农业开发志》，参与编写《郯城县古树名木志》《郯城县军事志》《古郯历史文化丛书》等。

题字：徐绍林

采稿：孔明百科网    编辑：张新杰  徐建一